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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形塑与传播，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接受外来文化、变革两性关系、重塑道德标准的历史进程。晚清各类文本中广泛出现“接吻”一词，是士大夫和来华传教士等中西文化传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接受“新式文明”时微妙而复杂的心态。在译介西方接吻文化的过程中，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作品通过放大亲吻行为本身具有的情色意涵，构建起普罗大众对西洋世界的臆想，但与此同时又将接吻打造成高尚爱情和自由婚姻的象征符号。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电影文艺的推广，西方接吻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传播，而两性关系和婚恋观念的变革则是其流行的必要条件。针对接吻文化泛滥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从“礼仪”“卫生”“风化”等层面开展了持久的争论，政府管理者也以维持伦理道德为名，积极干预接吻文化的传播。但在战后美国文化霸权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的社会管理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无力阻挡西方接吻文化在中国的漫延。
关键词：接吻；近代中国；两性关系；社会文化；日常生活；
作者：贾钦涵，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上海）。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6期（总第期）。
引言
“接吻”在西方文化中不仅是一种“见面礼”，同时也作为男女公开表达欢爱的方式广泛存在，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该行为的定义、理解完全不同。这种身体语言的巨大差异，给最初在公共场所目击接吻的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近代以来，中国人是如何面对、理解、描述西方语境中的“接吻礼”的？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背景下，西洋的“礼仪之吻”和“情爱之吻”怎样影响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想象？“接吻”在中国社会如何从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行为，逐渐演变成高尚爱情的标志？近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两性关系的嬗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接吻文化的流行和演变？接吻风尚在传播流行过程中，曾经遭遇哪些阻碍？政治权力又是如何/为何对接吻文化进行审查和遏制的？
围绕上述问题，既有研究尚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亲吻现象，历来也鲜有学者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民国时期，民俗学家黄石曾发表专文，较早讨论了接吻的人类学概念，可惜未能结合中国本土的史料加以阐述。同一时期，廖自然撰写的《接吻与接吻文学》引述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里有关吻的描写内容，提出中国古人不以接吻表达爱意并非出于“旧礼教的压抑”，而是因为在受到“帝国主义”接吻文化影响之前，中国人本没有接吻的风俗和社会环境、并且不懂得欣赏“女性之洁美”。本世纪初出版的《不吻你可不可以——中国亲吻亚文化》一书，利用大量文学、图像史料，整体性地描述了中国人从古至今亲吻的历史，近年亦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接吻习俗加以探讨，填补了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然而，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文献类型较为单一，在史料运用分析方面往往存在较大问题，尤其是对近代中国接吻风俗流变过程的考辨仍有待深入。相比之下，海外学界历来较为重视从社会文化视角研究人类接吻的历史，相关著作、论文不胜枚举。在汉译学术著作中，朱刘华所翻译德国学者奥托·贝斯特等著《吻》、许德金等译丹麦学者克里斯托夫·尼罗普的《接吻的历史》，从人类学、语言学的角度论证了吻的起源、吻习俗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堪称西方亲吻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受新文化史的影响，该领域近年来出版的论著更加强调从社会性别、亲密关系、消费史、风化史等角度出发，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为何接吻”，而不仅仅是“何谓接吻”。学者们试图通过研究亲吻的历史现象，揭示出这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文化冲突，从而在更广阔的史学语境中反思人类社会的现代性问题。
鉴于海内外接吻史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大众文化、社会性别、政治权力等视角出发，探讨和反思中国近代社会的“接吻”现象，在文化场域视角下梳理有关接吻问题的各种争论，并通过阐述国民政府“禁止接吻”的政策实践，找寻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能够冲破阻碍、得以流行传播的深层原因。
一、接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双重意涵
在中国传统社会，除个别少数民族以外，公开接吻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满族入关之前，其旧俗中实行有“抱腰接面”之礼，受到汉族礼俗及伦理观念的影响，入关后即废除此种“蛮俗”。在中国人的私密生活中，“呜口嗍舌”“衔口吮舌”自古就被看做是性交前奏、夫妻欢爱的重要环节。至少从汉代开始，男女间接吻的形象已普遍出现在各类秘戏图像中。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中将“下官”与十娘的调情接吻称为“输口子”，而“两唇对口，一臂枕头”则用以形容二人交欢的情形。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用“檀口揾香腮”一语描写书生张君瑞和崔莺莺私会结合的场景，含蓄地表明二人“成就了今宵欢爱”，金圣叹对此大加称赞，批语：“作此五字，真写尽毕也。”对于传宗接代的“正事”而言，两性间的亲吻毕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戏道”，此观念在明清之际尤为明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通常将接吻描写为男女淫乐过程的小把戏。从清代一些诱奸、抗奸案情记录，也可以推断接吻确是当时男女性交前戏的重要环节之一。
总体而言，接吻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基本是以一种性游戏的形态存在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认为，在中国古代房中术里，“用唇和舌接吻在预备阶段起着重要作用”，“而由于中国人认为任何形式的接吻都是性行为，所以不能想象在卧室之外有此举动”。然而，高罗佩所言或许太过武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亲吻的意涵似乎并不仅限于“性行为”。在现存汉语文化典籍中，以接吻表达男女爱情的文字虽然罕见，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比如历代文人多有对女子“檀口樱唇”的赞美和描写，而《红楼梦》中贾宝玉“吃胭脂”的情节更是为人熟知。
很多人之所以误以为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亲吻行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汉语中几乎见不到“接吻”一词。围绕词语“接吻”的产生与演变等问题，海内外学者历来颇多争议。民国时期，周作人曾提出，中国古典汉语体系中并不存在“接吻”，该“外来词”的出现主要受到近代日语的影响，是源于日文的借词。即使到了晚近时期，仍有学者认同这一观点。然而，通过将日语借词词汇与早期《英华字典》进行比较，沈国威质疑“接吻”一词并非是受到日语影响才产生的。日本学者在广泛考察中日两国文本资料后指出，具有“异域风俗”含义的“接吻”一词，最早出现在年（乾隆四十二年）椿园所著《西域闻见录》（亦称《新疆志略》《遐域琐谈》）中的“鄂罗斯传”，这要比该词出现在日文中早了近半个世纪。实际上，非但中文出现“接吻”不是受到日语影响，近代日语中“接吻”极有可能是来源于汉语。
尽管现存明清文献中曾有“阁道相属，连甍接吻”、“接吻沾唇，其臭盈口”等表述，但这些文本中的“吻”往往是以“鸱吻”（古建筑屋脊两端的神兽装饰）、“嘴唇”等名词含义出现的，而“接”则表示“连接”“接触”之义，“接吻”本质上是一组表状态的动宾短语，并非一个表示特定动作的词语。以笔者所见，《西域闻见录》确实是目前所见较早记录西方接吻礼的汉语文本，但绝非是“最早”出处。该书称俄国男女“见亲友宾客，无跪拜揖让之仪，惟接吻以为礼”，而略早于此书，内阁中书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前写作完成的《茶余客话》中“鄂罗斯”条目下，就曾提到“男女日沐浴示洁，见人接吻为礼”。此外，元朝诗人舒《贞素斋集·交山记》中就曾有“将山交颈接吻，而有情爱乎”等词句，因而目前学界基本确认“接吻”的词源、词义变化都发生在中国，不是源于日语的外来词。然而，既有的研究均未深入探讨“接吻”词义的具体变化过程，亦未能解释在古典汉语典籍中极为罕见的“接吻”一词，为何在晚清开始被文人士大夫频繁地使用？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接吻”而非“亲嘴”“接唇”等词语来形容西方的接吻礼？而这正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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